在中国古代文书中，一般不加标点符号，而是通过语感、语气助词、语法结构等断句（在文章里加入“句读〈jù dòu〉符号”：句号貌似现在的句号，表示句子的完结；读号貌似当前的顿号，表示语气的停顿），经常出现歧义、造成对文章字句的误解；例如清代诗人赵恬养《增订解人颐新集》中“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”（另一说我是客，不是我）一句就有七种解释方法。

但事实上中国从先秦时代就已经有标点符号，可以从20世纪以来的考古文物中见到，只不过这些符号没有统一的标准罢了。辟如在战国时代的竹简中就可以见到“└”型符号，通常表示一篇文章的结束；又如“▄”作用就融合了现代的逗号与句号，用来表示断句。在古人的记载中，《宋史·何基传》称赞何基：“凡所读书，无不加标点。义显自明，有不待论说而自见。”其实，远在甲骨文、青铜器铭文时代，中国就已有一种颇为奇特的标点符号萌芽了。清章学诚《丙辰札记》考证：“点句之法，汉以前已有之。”《增韵》云：“凡句绝则点于字之旁，读分则微点于字之间。”汉代许慎把标点符号收入《说文解字》[2]，收了“、”号，解释：“有所绝止、而识之也。”还收了“（）”号，解释：“钩识也。”清段玉裁注：“钩识者，用钩表识其处也。……今人读书有所钩勒，即此。”，因此中国古代只不过没有现代的标点符号，而不是没有标点符号。

第一个从国外引进标点符号的人是清末同文馆的学生张德彝。同文馆是洋务运动中清政府为培养外语人才而设立的，张德彝是第一批英文班学生中的一员。

古代中文无通用的标点符号，到了19世纪开始使用“。”作为断句。日本在8世纪时，使用返点和训点作为标点系统。

同治7年（1868年）2月，前驻华公使浦安臣带领“中国使团”出访欧美，张德彝也成为随团人员中的一名。张德彝有一个习惯，无论到哪个国家，都喜欢把当地的景色、人物、风俗习惯记录下来，以“述奇”为名编成小册子。1868年至1869年期间，他完成了《再述奇》。眼下这本书名为《欧美环游记》，其中有一段介绍西洋的标点符号，云：“泰西各国书籍，其句读勾勒，讲解甚烦。如果句意义足，则记‘。’；意未足，则记‘，’；意虽不足，而义与上句黏合，则记‘；’；又意未足，外补充一句，则记‘：’；语之诧异叹赏者，则记‘！’；问句则记‘?’；引证典据，于句之前后记‘“”’；另加注解，于句之前后记‘（）’；又于两段相连之处，则加一横如‘——’。”虽然张德彝不是有意识地向国内知识界引入标点符号，甚至带有反对的口气，觉得这些标点繁琐，但是却在无心栽柳的过程中为中国语言符号的发展带来了新风。

1919年4月，胡适、钱玄同、刘复、朱希祖、周作人、马裕藻6名教授极不愿看着“现在的报纸、书籍，无论什么样的文章都是密圈圈到底，不但不讲文法的区别，连赏鉴的意思都没有了”。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一次大会上，他们提出了《方案》，要求政府颁布通行“，。；：？！—（）《》”等标点。

1920年2月2日，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第53号训令——《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》，我国第一套法定的新式标点符号从此诞生。

又因为古代文书普遍不加标点符号，会给未加训练者造成阅读的困难，因此在1919年，马裕藻、朱希祖、钱玄同、刘复、周作人、胡适等人联名提出了《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》，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2月出版胡适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，是用白话和新式标点写作的第一部“新书”。1920年，在陈独秀、胡适等人的支持下，在上海经营一家小出版社的汪原标点、分段并出版了《水浒传》，这是中国第一次使用标点符号出版古典书籍。标点符号的使用，对中国的白话文的推广使用起了很大的作用。